“太平洋时代”与“大西洋时代”

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

张岱论写史

韩柳史辩始末

韩柳史辩始末续一

韩柳史辩始末续二

从“以史为鉴”说起

牟宗三与康德

牟宗三与康德补

啤酒杯的思想方法

琉璃厂今昔

乐以助思

在朝多昏昏

康德能否通俗些？

“史解”一则

中西文化·察异会通

县太爷

史学杂谈

关于“怀疑”

赤子范用

倪云林和余叔岩

马勒伯朗士的认识论

老杜题画诗

读费杂感（一）

读费杂感（二）

读费杂感（三）

康德二三事

伏尔泰评马勒伯朗士

读费杂感（四）

17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性

感情和理性的矛盾

许由好名

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张东荪

扬之水传考

析“理”

“中国”和“欧洲”的来源

“动”的文化

“做”书

董其昌与南北宗

即物穷理

文坛时弊

哲学的职责

罗章龙与康德

中西之交中的莱布尼茨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中庸》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保护大脑

英士墓

关于文风与康德

中西文化与张东荪

近代欧洲从哪里发端

关于“儒学”的“创新”

毛颖公还有用么？

善谀之士，可厌！

汉孝惠帝二事

梁启超谈文风

欧洲的17世纪

欧洲地位的“边缘化”——托克维尔的启示

“见知法”、“腹诽罪”

明仁宗“慎用刑”

李一氓的悼潘诗

差不多

陈宏谋的三句话

康德是西方的孔子？

马克思主义与欧洲

社会民主主义对20世纪欧洲的意义

老话题——中国何时开始落后？

从胡适译诗想起

两书一文随感

历史是否有逻辑

关于“大西洋”的译名

培根和徐光启

记曹禺与德国作家的一次会晤

何谓“理性”？

“读书”与“看书”

不自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

翻过这一页

王国维的“西学时期”

治史重在求真

20世纪欧洲与19世纪欧洲之别

追念董乐山

陈序经与中西文化

一个哲学家的“忏悔”

开卷有益闲话

《表微》发微

也谈严译“信达雅”

世纪感言——“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沙特尔访古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观后感

民主——理想与现实

再添一个“幸臣”如何？

董其昌赝品两则

晋处士戴达

启蒙与自由——读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笔记

关于蔡元培墓

康德：理念中的自由和现实中的不自由

中国思想史的规律

贺昌群

蔡元培论“学术”

汉李固

重提“东西方问题”

甪直行

学者的容人之雅

董其昌其人

重读伏尔泰《哲学通信》

荀悦记汉末世风

“江南文化之盛基于五代”及其他

瞿兑之谈《明史》

氓公的风格

关于“淡墨”

宗璞的《野葫芦引》

张岱论史

孟德斯鸠与英国

《来燕榭书跋》读后联想

中西史学一通人——读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有感

君子之风——学术界里有亮点

巴黎的苏热巷

徐光启的命运和启示

想起一个外国老人

熊十力论学风

山高水远望斯人——送别李慎之

关于《一士类稿》和章太炎

得闻重修徐光启墓

对我影响最大的十种书

关于“书”的一个小故事

“打油诗”之源起

朱元璋删《孟子》

以秦为界

封建与郡县

我为什么要进入文明史的研究

“院系调整”前夕的清华园

闲话康德

忆往昔，“三联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