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的力量（序）

壹 遏公权之放纵

反特权是当务之急

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法治的要义在于管住“一把手”

说情亦是犯罪

保持法院的中立地位

法院受审：该还是不该

法官办案如何少受干扰

“公捕大会”的做法应当废止

怎么又见公判大会？

再谈“公判大会”当禁

如何给警察权“减负”

制度遏制刑讯逼供

从体制机制上提高执法公信力

“暗中执法”不能再玩捉迷藏

“身份不明”不能成为长期羁押的理由

鼓励一切适当的民意监督——就云南看守所躲猫猫事件答《新京报》记者赵继成

打击网谣与公权慎用——答《潇湘晨报》记者周喜丰

贰 筑制度之樊篱

冤案是如何酿成的

公诉环节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错案该如何平反——答《新京报》记者高明勇

“五个严禁”有利于塑造法官良好的人格

从“黑哨”案判决看法院变更罪名的是与非

定罪判刑如何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量刑改革：让自由裁量更阳光

“线人”需要法律规范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反思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警察要不要作证

防止刑讯逼供光把羁押场所划归司法部还不够

看守所和拘留所：法治不应遗忘的地方

通过预防增强反腐败的主动性

监狱防腐要找准四个原因

用制度建设取代“暗箱操作”

建立减刑、假释的长效监督机制

收容教养制度需要改革

叁 察现实之病弊

中国人为何信访而不信法

潜规则盛行与社会的“法格分裂”

对“律师伪证罪”的深层次思考

我会对许霆案作无罪判决——答《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波

“公益上书”之改进

尸体为何三年未能火化

余振东案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证据三题

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应提交法庭质证

刑法该如何面对民事伪证行为？——答《检察日报》记者张建升

如何强化证人出庭作证

从现场观摩看证人出庭工作的不足——在“第九届尚权刑辩论坛”上的发言

《刑法修正案（九）》的感悟与思考——在“第六届博和法律论坛”上的发言

如何理解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肆 思未来之良法

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眼中的刑事政策变迁

以“宽”济“严”是宽严相济的时代内容

立法不要回避现实问题

“法庭之友”：司法吸纳民意的制度化

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都应纳入刑法

废止劳教的具体办法及其后续措施

后功教时代的法治再出发

劳教废止助推“大刑法”格局的形成

类似劳教的制度也有待改革

取保候审公开听证好

刑法应平等保护公有和非公有经济

刑法应慎重介入公民言论

刑法解释不应一概溯及既往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应改为“不正当好处”

善待律师就是善待法治

法庭会见应从“破例”走向常态

陈久霖何以当庭才收监

“两个基本”不宜继续沿用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司法常态化与刑法完善

取消“嫖宿幼女罪”及其善后措施

刑法应去性别化

伍 探正义之精髓

政府恶意与“选择性起诉”

法律职业的使命与视野

得罪领导还是得罪法律

法治建设中的“自律”与“他律”

司法信息受阻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中的公民合作精神

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恢复性司法不应只是“听起来很美”

“赔钱减刑”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公诉词要不要进行法制宣传

取消个案请示更符合诉讼规律

警惕关系盛行对法治的消极解构

陆 辟人道之曲径

回忆我对重启特赦的呼吁

中国的死刑问题为什么广受关注——死刑改革与法治发展系列谈之一

悲剧发生后怎么办——死刑改革与法治发展系列谈之二

人道才能使社会走向文明——死刑改革与法治发展系列谈之三

死刑削减仍然在路上

废除“死刑立即执行”的提法

死刑犯器官利用需进一步规范

刑法大修：逐步减少死刑罪名仍是趋势——答《凤凰周刊》记者吴如加

法意与亲情

司法宽容需要这样伟大的母亲

威慑力并不排斥人道主义

复旦“求情信”呼吁“超越悲剧”——答《新京报》记者高明勇

死刑执行的人道化

温情执法与法治文明

从国际标准看我国囚犯人权保障

认真对待被告人的道歉

当场击毙必须掂量五个问题

司法公正与人文关怀

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和抚慰制度

柒 凝细节之力量

从细节和理念两方面来完善国家赔偿

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美国最高法院

贪官也有隐私权

嫖娼被抓要不要通知配偶

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

国际公约中文文本的纠错与重译

“相应的法律责任”是什么责任？

治安通报与公众知情权

再谈精神病人的管理

所有被告人都应自由着装出庭

去“犯罪化标签” 禁穿囚服还不够

不再强制囚犯剃光头是监狱人性化的体现

未决犯会见亲属权探析

被告人有权与亲属说话吗？

法学著作的署名与法学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