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部分 科学·教育·社会

继续献身现代科学——在颁发诺贝尔奖贺宴上的演讲(1957年12月10日)

代序——“我与杨家两代的因缘” 陈省身

忆费米——为“介子是基本粒子吗？”(1949年)一文加的引言(1961年)

杨振宁小传 丁肇中

对应用数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些看法——在“应用数学：在研究和教育中需要什么？”讨论会上的发言(1961年11月4日)

悼念马仕俊博士——为美国《自然》杂志写的一篇文章(1962年)

贺奥本海默六十寿辰——为美国《近代物理评论》写的一篇文章(1964年4月)

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感想——在美国纽约市香港学生联谊会上的演讲(1970年10月3日)

戴高乐式的访问——为美国《每日新闻》写的一篇文章(1972年2月21日)

父亲的教诲——在上海举行杨武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话(1973年5月15日)

哀悼周恩来总理——在美国东岸各界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的悼词(1976年1月8日)

中美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应邀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出版物写的一篇文章(1976年)

理论物理学家的任务——在李昭辉追悼会上的讲话(1977年10月)

空间与时间——赴拉萨途中飞越那木卓巴尔瓦山观奇景有感赋诗(1978年7月21日)

卓有成效的合作——在上海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的谈话报道(1978年8月)

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美华人协会、全美各界华人和美中友协合办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宴会上的演讲(1979年1月30日)

中国现代化及其他——在英国德尔罕市答香港《明报月刊》记者问(1979年6月27日)

科技人才培养和学校、科研机构的管理——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演讲的报道(1980年3月)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0年)

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想法——寄给中国政府的一封信(1982年3月5日)

谈人才培养——在美国石溪接见《光明日报》记者薛福康的谈话报道(1982年4月)

关于做学问方法的几点建议——在美国石溪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谈话(1982年6月20日)

忆我在中国的大学生活——“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1945年)一文的后记(1982年)

关于我的博士论文——“关于核反应角分布与测量问题”(1948年)一文的后记(1982年)

关于我入美国籍——“液体-气体相变的临界点”(1964年)一文的后记(1982年)

一件使我感到意外的事——“在爱因斯坦邮票发行仪式上的讲话”(1966年)一文的后记(1982年)

我应为中国科技发展做贡献——“中美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1976年)一文的后记(1982年)

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在李昭辉追悼会上的讲话”(1977年)一文的后记(1982年)

科学人才的志趣、风格及其他——在美国石溪与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的谈话(1982年10月13日和21日)

关于怎样学科学的一些意见——对香港中学生的讲话(1983年2月19日)

读书教学四十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庆20周年纪念讲座上的演讲(1983年3月2日)

赞陈氏级——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上发表的一首诗(1983年)

谈谈学习方法——在美国戴维斯应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邀请发表的谈话(1984年1月21日)

中国是一个有无比潜力的国家——在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1984年12月27日)

创造与灵感——在香港中文大学与杜渐先生的谈话(1985年1月7日)

让动手能力强的青少年脱颖而出——关于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的简介(1985年3月5日)

谈谈我的读书经验——在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礼堂演讲的报道(1986年1月19日)

谈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五次谈话(1986年5月27日至6月12日)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等问题的建议——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发表的谈话(1986年5月)

重视科学传统——在南开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1986年6月6日)

关于研究方向的建议——与南开大学物理系部分教师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6月7日)

研究工作与研究生的学习态度——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的报道(1986年7月)

关于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宗教等问题的看法——接受香港知名专栏作家张文达采访时的谈话(1987年1月)

发展经济与鼓励学术研究的关系——答《新加坡新闻》记者问(1987年1月)

一个真的故事——写给中国《物理》杂志的一篇介绍谢玉铭先生的文章(1987年3月)

发挥桥梁作用 促进中国发展——答香港《明报月刊》记者欧阳斌问(1987年5月)

通过学术交流促进中苏人民友谊——在南开大学授予苏联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1987年10月18日)

21世纪的中国靠你们来建设——在南开大学198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88年9月9日)

第二部分 物理学：历史·现状·未来

奇异粒子的理论解释——在第六次罗彻斯特会议“新粒子理论解释”分会上的报告(1956年4月)

物理学中的宇称守恒及其他对称定律——在瑞典科学院所做诺贝尔演讲(1957年12月11日)

现代物理学中的对称性原理——在布赖恩莫雷学院75周年庆祝会“对称性”报告会上的演讲(1959年11月6日)

物理学的未来——在庆祝麻省理工学院成立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1961年4月8日)

弱相互作用评述——在美国东部理论物理会上的演讲(1963年)

SU3质量公式——在贝利弗尔研究生院科学年会上的报告(1963年10月)

计算机与高能物理——在大规模物理问题IBM科学计算专题讨论会上的演讲(1963年12月)

高能物理的研究目标——在APS华盛顿会议关于高能物理的圆桌讨论会上的讲话(1964年)

高能物理和科学选择的标准——在美国公开听证会关于辐射问题研究发展的分委员会上的演讲(1965年)

汤川秀树的贡献——在日本京都介子理论30周年纪念会最后一天宴会上的演讲(1965年9月30日)

爱因斯坦与三次物理思想革命——在美国举行爱因斯坦邮票发行仪式上的讲话(1966年3月14日)

高能二体反应研究进展——在纽约石溪高能二体反应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6年)

统计力学中某些可精确求解的问题——在波兰卡尔帕奇冬季讲习班上的演讲(1970年2月)

高能强子-强子碰撞——在“粒子理论基本问题”基辅会议上的报告(1970年8月)

相变和临界现象引论——为《相变和临界现象》一书所写的引论(1971年)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理的印象——接受美国《今日物理》杂志编辑卢伯金采访的谈话报道(1971年8月)

当代基本粒子物理中的某些概念——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庆祝狄喇克七十岁诞辰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9月)

磁单极、纤维丛和规范场——在纽约石溪为马沙克60岁寿辰而举行的专题讨论会上的演讲(1977年)

磁单极理论进展——在东京第十九次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的报告(1978年)

从历史角度看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在上海物理学会的演讲(1978年7月6日)

几何学和物理学——在耶路撒冷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讲(1979年3月)

爱因斯坦对理论物理学的影响——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第二届哈罗斯曼会议上的演讲(1979年7月)

强子碰撞的几何模型——在广州理论粒子物理会议上的报告(1980年)

爱因斯坦和现代物理学——在香港大学的演讲(1980年1月3日)

巨型加速器对物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美国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庆祝 AGS 20周年宴会后的讲话(1980年5月22日)

磁单极与纤维丛——在罗马林赛研究院讨论会上的演讲(1980年6月)

对称与20世纪物理学——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1982年1月21日)

物理学需要新数学——《爱因斯坦对理论物理的影响》(1979年)一文的后记(198？年)

自旋——在中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1983年6月)

P、T和C的分立对称性——在中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1983年6月)

对汤川秀树1935年论文的评价——在日本京都纪念汤川秀树介子理论发表50周年大会上的演讲(1985年)

韦耳对物理学的贡献——在韦耳10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讲(1985年)

几位物理学家的故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一次报告(1986年6月)

浅谈宇称不守恒和规范场——徐迟同志在美国石溪杨振宁办公室的访问记(1986年11月)

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在中国《物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1986年12月)

负一的平方根、复相位与薛定谔——在英国帝国大学纪念薛定谔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演讲(1987年)

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的研究体验——在南开大学授予苏联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名誉教授仪式后的演讲(198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