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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前言：什么是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
界定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
我国知识分子职业的三个层次
我国知识分子的队伍逐年扩张
是什么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
从金圆券到人民币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南方文化人日记中的金圆券
人民币的新时代
把留用的知识分子统统包下来
以“小米”为工薪单位的过渡时期
20世纪5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待遇的比较
以“积点”计算工薪的临时办法
供给制与薪给制并行
延安时期的供给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供给制与薪给制并存
小、中灶待遇标准的划分
延安文化人进城后的感叹
关于供给制生活的回忆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供给制
文学研究所的供给制
文化人的困扰——阿英为例
供给制和薪给制的矛盾
关于“供给制还是薪给制”的争论
［附录1］各级人民政府暂行供给标准
［附录2］50年代中央直属各机关的供给—包干制标准
供给制增加津贴的新阶段
工资分和人民币改革
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资单位
全国统一的工资分标准——工资与物价挂钩
学校待遇逐步改善（1952—1955）
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
人民币改革和币值
国家干部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
乒乓球冠军姜永宁的待遇
市场制自由职业者的消失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
30个行政级别
1956年工资改革，评级定职
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
官职、级别、资历
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
“高知”的定级
工资标准地区种类
行政（干部）级别与技术（文艺）级别
对于某些人“养起来”的特殊政策
名演员的定级
1956年普遍增加工资
1955—1960年的大学生活
1956年北京文化人的生活
1956年天津居民生活
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
1956—1957年的市场状况
共和国早期的稿酬问题
我国在20世纪中叶的稿酬问题
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
上海文艺界提出：创作有困难，出书更困难
稿酬一降再降（1958—1966）
反右斗争对于工资待遇的影响
降低知识分子的工资
无产阶级专政的难题
劳动教养条例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
冤案受害者们的遭遇——发配北大荒
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
出版社的右派分子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
丁玲陈明夫妇
其他“另类”拾零
摘帽之后的费孝通
票证制度和双重物价
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
上海市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配给定量的波动起伏
每户还有三种供应本
平价（官价）和议价
供应本和票证上的“最高指示”
粮票实在是命根子
肉和油的故事
布票的故事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
票证成了代价券
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的票证照顾
持续三年的粮食危机
人祸甚于天灾
“低标准，瓜菜代”
“民以食为天”
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
1965年工资标准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
［附录1］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
［附录2］林彪、叶群、陈伯达一伙窃夺文物的原始记录
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
1980年前后的生活背景
1980年北京一个家庭的生活
1982—19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
八九十年代的震荡
工资调整和改革
对于物价高涨的不满情绪
物价高涨的原因
无法掩盖1985—1987年的物价上涨
必须辨明经济生活的真相
［附录］记者与袁木关于物价问题的对话
1988—1989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反常的抢购风潮和摆阔风尚
住房制度改革
20年来北京餐饮价格的变迁
北京大学生包伙的伙食费
高级体力劳动者——歌星的身价
新时期的稿酬和版税
“低稿酬标准”低得可怜（1977—1990）
三种稿酬方式
市场经济之下的稿酬
改革开放开始调整工资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收入的变化
清华大学的岗位奖酬金和“校内津贴”
1996年的统计数字说明什么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一个新纪元
1999年转折点：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
学费负担问题
1989年以后改行大学收费制度
我国学费猛涨的历年记录
一张大学收费单
高校学费为何会居高不下
学费负担成为沉重的包袱
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公
“高学费”什么时候不再杀人
教育质量下降
关于高校学费的民意测验
关于大学学费问题的几点建议
后记：史料和史论
求真三段式
历史和现实——民意测验说明什么
社会关注的焦点——学费负担问题
［附录一］人民币的历史演变
人民币的诞生
指令型计划经济和票证供应制度
人民币的汇率
人民币的币制改革
［附录二］50年来的物价
1951年的物价（旧币）
1956年新人民币的币值
1957—1960年间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1960—1962年间官价上涨
80年代前几年开始调整物价
1985—1989年间物价调整
90年代市场继续调整物价
20世纪下半叶的币值比较
［附录三］20世纪下半叶人民币的币值变化
20世纪50—70年代的物价
1976—2001年人民币的币值变化
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