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统筹城乡发展 推动社会转型

农民快速增收，关键在城市

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政治意义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住宅问题

新农村建设规划应当以城市为中心

期待邮政储蓄银行促进新农村建设

减少农民不等于减少农村人口

统筹城乡试验应着眼于建设新农村

中国农村的大变局

中国需要积极推进县域经济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到2020年农民收入不止翻一番

农民工制度何去何从

推进城镇化就是推进新农村建设

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到农村去

“十二五”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

家电下乡与新农村建设

小产权房问题不能再拖了

城市化应当和新农村建设同步推进

解决春运难须调整城市化战略

农民自愿上楼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一步

“北上广”人口聚集不够说太荒谬——与周其仁商榷

城镇化基本任务应是社会建设

以“资本下乡”助推城镇化建设

深圳“人为造城”的宝贵经验

以新造超大城市带动城镇化

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城镇化最紧迫的任务

十八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部署

放开落户限制须以提升公共服务为先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纳入城镇化规划

新型城镇化能否“自然形成”

以北京为例看特大城市应主动疏散资源

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到中小城市定居

新型城镇化的转型意义

伸张农民权利 实现身份平等

在政协大会上听到了农民的声音

以“三农”视角看待“三农”

建立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转变机制

温总理的遗憾来自何处

农民为什么对“三农”政策漠不关心

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厌弃穷人？

免征农业税之后农民减什么负

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宣告终结小农社会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不是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等靠要”探析

农业税尾欠问题宜以退税两年的办法解决

不应当把省委书记为农民工讨薪看作人治

国家补贴农民应力求雪中送炭

期待十七大增加普通农民党员代表

“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权利问题——与林毅夫商榷

黑砖窑事件凸显农民权利严重缺失

国企分红能否让农民先拿

市民的发言权不能绝对化

农民工就业难凸显组建工会的迫切性

失业农民工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与于建嵘商榷

改革土地制度 维护农民利益

能否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变为养老金卡

征用农民土地究竟应该怎样补偿

作为农民生存保障制度的土地承包制不可“30年不变”

政府无权将国有土地低价送给企业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与胡鞍钢商榷

“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

农村社保建设应列入新农村建设规划

扭转住宅贪大求阔重在领导带头

“以宅基地换房”方式应尽快推广

农民对城市土地也拥有所有权

制订《住宅法》须先修《土地管理法》

农村宅基地转让可成农地改革突破口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应该再挂一个牌子

新农保可与农地改革配套实施

新农保全覆盖的期限应当提前

土地换社保需要完善但不应否定——与陈锡文商榷

征地制度改革要伸民权、限官权

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意义重大

调整土地法制方能避免“人为造城”

以执政党思维 支持农民合作

中国农村呼唤新的合作化运动

国家应支持农民参与农资市场的博奕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获法人身份意义重大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要解决五个问题

用执政党思维看待和支持农民组织

“官民合力”是推进农民合作的重要路径

对农会组织应该允许试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重大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 再造美丽乡村

能否成立一个淮河流域水务管理局？

希望更多农村居民提起环境诉讼

宁波农民告赢省发改委的示范意义

城镇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可喜亦可忧

依靠公众应成为环保治污的治本之策

水污染诉讼案应实行异地审判

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误区

三鹿危机后的新期待

家电下乡与现代生活方式

家电下乡与农村环境问题

建设生态文明，中国政府应设专门职能机构

人才反哺农村 重建乡村文明

能否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工作

城市支持农村，关键在人才

不应当忽视中低学历人才

修改《义务教育法》应着眼于搞好农村教育

《义务教育法》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大学生村官计划”停滞的根源在于官场思维

新农村建设可以来一个“乡村酒吧”运动

教育投入不足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民

能否把大学办到县城去？

“城市依赖症”为何依赖

制定农民子女高教补贴政策刻不容缓

城市要引进人才，也要输出人才

支教农村免学费，不应仅限师范生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专业农民”

从河南实践看“村官”计划

农村究竟需不需要大学生村官——与贺雪峰商榷

中国的社会转型究竟靠谁

为“市民农”提供“农民待遇”

怎么分配占GDP 4%的教育经费

钱理群教授应该去教农村小学

城镇化要与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分布紧密结合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从自办教育起步

李嘉诚创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具有示范意义

改革县乡体制 创新城乡社会

有缺点的英雄仇和

一切为了投资者？

乡镇改革应着眼于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

解决乡镇人员“淤积”问题出路在社保改革

分解行政权是对分权理论的误读

富人、官员雇凶杀人案暴露的危机

乡镇党政“一肩挑”预示政治发展趋势

乡镇机构应以“下源性”职能为主

仇和应该“求和”了

乡镇改革下一步

政府接待制度亟待改革

乡镇改革：给“编制”不如给保障

应急资金“睡大觉”的体制根源

县委书记不应该“躲”跑官要官者

当前乡镇改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人民政协不是贵族院

“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

“省直管县”预示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

“八步工作法”的民主机理

众多官员迷信体现了对体制的无奈

应正视国家治理中的“病变”

村支书当贷款协理员好

对村民为选举而离婚不妨正面解读

从副书记但功慧“破坏选举”想到的

城乡同比例：缩减代表规模的契机

究竟什么叫“举国体制”

不应轻易以“违宪”来评判改革探索

应当着力消除群众的不满情绪

民意没有对错之分——与陈季冰商榷

中央支农专项资金管理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呼唤县级地方立法权

中国应当“改流归土”了——“异地为官”三人谈

村民自治迫切需要强化监督

于建嵘蔡永飞：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

省委任命县委书记应是过渡性的选择

发展党内民主应在县级地方率先突破

“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应当是“强服务”

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起步并不难

“顶层设计”并不只是“顶层”的事情

建议设立中央直辖县

县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农村改革实验”莫忘县政改革

推进城镇化应当为县正名

如何打破新型城镇的行政等级

珍视发展基层民主的良机

以县政改革促进和保障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应着眼于制度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