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科学与政治之间

郑哲敏：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初到美国

梅贻琦没有动员我去台湾

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为什么不留在美国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绕道欧洲归国犯了大忌

我和钱学森只是师生关系

傅君诏：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

党组织决定我赴美留学

学成后艰难归国

恢复组织关系

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任教

苏联专家和苏联教育模式

在北京钢铁学院主持科研部

“马粪渣”与土高炉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

回国不易

牛满江的RNA研究靠不住

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洗脑筋，改造思想

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

被怀疑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

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我第一个被揪出来

邹承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成长之路

诺奖级成果只能在国内发表

创造力从哪里来？

对学术腐败说不

中国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大批老浙大人调入中国科学院

我在《科学通报》的工作

我所知道的丁瓒案

钱三强入党

许良英遭批

张明远这人品质很好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其他老浙大人

何祚庥：在科学和宣传之间

许良英等被划为右派的深层原因

思想战线的多个战役

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

科学卫生处的成立

也谈丁瓒事件

张稼夫强调学术领导

张劲夫更能干

“超声波化运动”的内情

秦川和赵沨

钱学森和于光远之争

巴延年、桂世茂：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以学习为主的“三反”“五反”

思想改造是重头戏

学习苏联

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

科学家如何“大跃进”

神仙会和《科学十四条》

贯彻八字方针，出现新生机

王仲良调离，分院被撤销

罗登：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

帮科学家分忧

保护朱洗们“过关”

大炼钢铁、超声波和深挖洞

谈庆明：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建立力学研究所

我有“右派嫌疑”

“上天、入地、下海”及火钻

钱寿易深得钱学森重视

“超声波化”和“除四害”

爆炸力学的诞生

核爆炸波与爆破堆山

李毓昌：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

钱学森入党

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

晋曾毅无为而治

杨刚毅和钱学森之争

乱糟糟的“大跃进”

林鸿荪、林同骥等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

张劲夫对施雅风“一分为二”

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

薛攀皋：追忆广州会议

领导干部带头检讨

科学家大提意见

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大会总结和遗憾

薛攀皋：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会议的背景和主题

会上会下

评价与思考

薛攀皋：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

丁瓒与心理研究所的筹建和降格

陆定一等对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预

周恩来等：心理所的任务要由心理学家来讨论

康生等“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胡乔木对批判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否定

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建立学部与学术领导

学部成为党组成员的办事机构

“夺权”与撤销学部

重建学部与加强学术领导

学部变为咨询机构

科研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

宋振能：我与中国科学院（1965—1977)

科学院的三线建设

科学院机构改制

“文革”后砸烂学部

黄淮海办公室的工作

“五七办公室”

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业务一组、二局、一局

“三志”会议、植被会议、环保会议

整顿科学院

“百家争鸣”座谈会

胡亚东：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

科技资料进口工作做得相当好

与东欧国家的学术交流

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恢复中国科协在国际科学联合会中的地位

蔡德诚：钱学森和《科技导报》

“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三峡问题？”

勇于刊登不同意见

朱光亚的一封信

马赫与马克思

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

附录：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